朱庭光（1924—2005），祖籍浙江省鄞县，是公认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我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他1924年5月生于日本东京，1938年10月，年仅14岁的他随母寻父，在新四军南昌办事处参军，随部队转战南北。在新时期世界史学科建设中，朱庭光仍像战士一样冲锋在前，奋力开拓，为整合我国世界史研究力量、组织学术活动和培养人才做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少小从戎今白头，笔耕半世习春秋。……孺牛虽老壮心在，余烬可燃无他求。”朱庭光晚年的这首自题诗，是其战斗与学术生涯的真实写照。
新时期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开拓者
朱庭光是烈士后代。其父朱镜我（1901—1941），1927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社会学系，同年回到上海加入创造社，翻译了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是我国最早的全译中文单行本。1928年5月，朱镜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多个党内重要职务，1941年1月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壮烈牺牲。朱庭光14岁加入新四军，16岁入党，自幼沐浴在革命大家庭的阳光下，成长为党理论战线的一名忠诚战士。1978年5月，朱庭光调任澳门24小时网站检测世界历史研究所后，随即全身心投入发展中国世界史研究的新征程中。
“文革”后，中国世界史研究迎来了春天，世界历史研究所的科研工作在朱庭光的主持下得以全面恢复：深入调研制定科研规划，申报课题；创办《世界历史》《世界史研究动态》《世界史译丛》等期刊；召开北京地区和全国性世界历史研究工作会议，加强世界历史研究所与高校世界史研究队伍的密切合作；开展广泛的国内国际学术交流，加入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挂靠在世界历史研究所的一些地区史、断代史、专门史和国别史的研究会纷纷成立；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世界史项目评审组工作；招收世界史专业研究生，加速培养后备科研力量；等等。朱庭光呕心沥血、雷厉风行，做了大量铺路工作。正如齐世荣先生所言，“朱庭光同志是一位出色的学术工作组织者，又是一位有成就的学者……把世界历史研究所办得有声有色，成绩卓著”。
20世纪80年代初期，思想僵化、半僵化等倾向在世界史研究领域依然存在。朱庭光克服重重阻力，坚定不移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作为《世界历史》主编，朱庭光支持郑异凡在1984年第4期发表《论布哈林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他本人在同期发表《没有必要作茧自缚》，强调对布哈林的思想和实践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评价，是中国世界史学者“非常严肃而重要的工作”。针对当时世界史研究存在的不良现象，他写道，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是有无比强大的威力能够指引我们去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理论必须捕捉新的课题，有所创新，能够反映、概括、解释和指导新的实践……历史科学自不例外。我们需要勇于并且善于开拓新的研究领域，选择新的历史课题，对多年来争论不休或者不敢问津的老问题提出新的答案”。
20世纪80年代，朱庭光主编的8卷本《外国历史名人传》、10卷本《外国历史大事集》问世。这是新时期中国世界史研究的“集结号”。他拒绝当“挂名”主编，坚持每稿必看，审稿意见和增补文字写得密密麻麻，往往有千字之多。这两部著作的编写，不单纯是历史知识的积累与传播，而且对整合世界史研究力量、做好人才培养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一系列科研实践，我国世界史教学与科研人员不断增加，专业研究机构不断充实，为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倡导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研究
改革开放初期，有人利用党纠正“左”倾错误的机会，鼓吹历史虚无主义，攻击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全盘否定中国共产党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创立的丰功伟绩。在历史学领域，表现为宣扬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不加分析地美化西方史学理论；一味鼓吹与西方“接轨”、实现所谓“国际化”是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出路，“价值中立”、“全盘西化”等论调一时甚嚣尘上。针对这些错误观点，朱庭光旗帜鲜明地指出，要“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南”，这是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基本立足点，同时要努力“实行百家争鸣的方针，力求克服由于‘左’的影响而产生的教条主义和简单化的倾向”。
1983年8月，世界历史研究所在北京召开全国青年世界史工作者座谈会。朱庭光从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等六个方面，阐述了世界史研究中“中国特色”的具体体现。他认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历史研究，是指“切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在研究目的、课题、方法和形式上具有中国独特风格的科学工作”，其核心就是“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南，应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研究世界范围内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注重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的理论分析和概括，重视史学理论的作用，批判和反对历史唯心主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世界史学术史，用确凿事实证明了它的科学性和真理性。朱庭光强调，世界史研究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不存在所谓的“信仰危机”，与“中国独特风格”联系在一起的，是建设“世界史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学派”，推动中国世界史研究繁荣发展。
在朱庭光看来，发扬世界史研究的“中国特色”，除明确指导思想外，还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推动世界史研究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勇于开拓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借鉴作用的研究领域。要把握世界历史发展全局，科学评价包括中国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各民族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批判“欧洲中心论”和一切宣扬白人优越的谬论。要坚持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性与形式多样性的统一，力求多方面、多层次地描述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历史进程，揭示社会历史现象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要从中国客观实际出发，充分发扬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加强研究工作的计划性，统筹兼顾，组织重点课题的攻关。要继承和弘扬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特别是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勇于回答时代课题的光荣传统。经世致用、强调信史等传统，在新时期的世界史研究中都应发扬光大。
1984年3月，在国家制定“七五”规划的背景下，澳门24小时网站检测在世界史学科五年发展规划中，正式提出编撰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卷本《世界通史》。朱庭光认为，为完成这一庞大工程，首先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史学界当年围绕“世界史研究如何有中国特色”展开了讨论热潮。吴于廑、王绳祖、何兹全、庞卓恒、罗荣渠、郭圣铭、李纯武、刘远图、鲁毅等学者纷纷撰文。大家普遍认为，《世界通史》首先应彻底摒弃“欧洲中心论”，科学揭示世界各民族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关系，把研究重点转向马克思所揭示的“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历史因生产力的发展，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这方面来。新编《世界通史》，应本着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态度，把中国在不同时期应有的地位和作用表现出来。经过这场讨论，世界史研究一定要坚持“中国特色”，成为越来越多世界史研究者的共识。
世界史研究要有更强烈的担当
朱庭光认为，历史与现实是紧密连接而不能割裂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来说，认识世界的目的就在于改造世界，研究历史正是为了推进现实、面向未来”。历史学家应投入火热的社会实践，拓展历史反思的深度，以更加强烈的社会担当，自觉投身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中。
朱庭光十分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认为可以为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和平国际环境，维护世界和平事业提供历史借鉴。他倡议和筹备了1979年7月在哈尔滨召开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学术讨论会。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首次关于二战史研究的全国性学术会议。1980年6月在昆明召开了第二次学术讨论会，正式成立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1980年，我国史学界代表团出席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第1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国际委员会的讨论。1983年，关于二战起源问题的研究，被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自20世纪80年代始，我国二战史研究进入快速发展期，日渐成为世界史研究的重要分支。据不完全统计，1980年至1985年的短短5年间，我国就出版二战史著作7部，刊发各类论文、文章200多篇，此外还有一批二战史的译著和回忆录出版面世。
在现实中，法西斯政权早已覆灭，但法西斯思想并未消失。在历史研究中，出现了以为日本法西斯主义翻案为主要目的的“修正学派”。为推动二战史研究向纵深发展，朱庭光主编了我国第一部关于法西斯主义与二战的专题论文集《法西斯主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1988），以及《法西斯新论》（1991）、《法西斯体制研究》（1995）两部专著。这三部著作史料扎实、观点鲜明、多有新意，作为我国二战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至今仍葆学术青春。
《法西斯新论》是我国关于法西斯主义研究的第一部学术著作。该书分析了法西斯主义的现象和本质，对国内外学术界关于法西斯主义的重大争论，进行了新的理论解释，作出了较为系统的回答。《法西斯体制研究》一书，在我国尤其具有开拓性意义。这部著作通过对德、意、日等法西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体制及社会控制网络的系统研究，深化了对法西斯主义演变规律的认识，得出“法西斯国家实行的是极权主义的国家体制”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国学者在法西斯体制研究上相对薄弱的状况。有鉴于朱庭光对法西斯研究的突出贡献，他被公认为我国二战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
历史学家和历史科学一样，都是时代的产物。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历史的伟大转折中，朱庭光站在了中国世界史研究的第一线。他保持战士本色，以昂扬的姿态冲锋陷阵，推动“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的学术关怀开展世界史研究，不断开拓世界史研究新局面。朱庭光不仅是新时期中国优秀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而且是广大世界史青年学者的导师，他用平凡而坚定的奋斗，诠释了“人的一生应该怎么度过”的命题。
（作者单位：澳门24小时网站检测世界历史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