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和森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1925年，他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旅莫支部作《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的报告。这份报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凝聚了蔡和森等中共早期领导人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后经向警予、施益生等人整理出版，成为中国第一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共党史专著，初步构建起中共党史研究范式。蔡和森因此被称为中共党史研究的开拓者。

　　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锋

　　蔡和森成长于甲午战争后中国内忧外患的历史时期。他从读书改变命运的懵懂认知，逐渐树立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读书救国”理想。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期间，他认识到读书的目的是“寻找真理，救国救民”，开始广泛阅读历史书籍，希望能从历史中找到救国救民方法。他积极关注现实，与毛泽东共同建立“学生自治会”，集资编印《明耻篇》，揭露袁世凯卖国罪行，编写《近百年来的国耻史纲》，抨击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罪恶。

　　1918年4月，蔡和森与毛泽东等有志青年组织成立新民学会，希望能“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活动”。受新民学会委托，蔡和森到北京组织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北京期间，他结识李大钊，阅读了他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Bolshevism的胜利》等文章，以及其他关于马克思主义、俄国十月革命的书刊，认为列宁在苏俄实行的劳农专政与墨子的理想近似，但比墨子学说更彻底、更深刻、更伟大。

　　1919年12月25日，蔡和森乘船赴法。他借助字典阅读报纸，仅用四五个月就攻克语言关，“猛看猛译”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较为系统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学说。

　　1920年9月，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蔡和森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其他哲学思想的区别。他指出，唯物史观揭示了历史发展动因、发展规律和发展方向，这正是他苦苦探寻的解决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科学方法。蔡和森认为，社会主义的“重要使命在打破资本经济制度。其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以政权来改建社会经济制度”。他强调，拯救中国必须学习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经验、走社会主义道路。

　　蔡和森根据列宁的建党学说，首次提出成立中国共产党。他指出，“中国的阶级战争乃是国际的阶级战争”，要解决中国社会发展问题，应该效仿俄国，建立“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即“中国共产党”。在给毛泽东的信中，他详细阐释了建党理论，指出先要组织共产党，因为共产党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他结合中国实际，论述了建党思想和步骤，包括党的指导思想、阶级基础、性质、任务等。回国后，国家的黑暗和腐败，更加坚定了他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进行社会革命的决心，也使他更加深刻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

　　以唯物史观指导中国革命

　　1921年底，蔡和森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秘书长、宣传部部长、两广省委书记和北方局秘书长等职务。在这些岗位上，蔡和森为中国革命作出了突出贡献。

　　一是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揭露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本质。1922年9月，蔡和森担任中共中央政治机关报《向导》周报主编。他以《向导》为阵地，先后发表130余篇文章，揭露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罪恶行径，唤醒群众加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向导》远销海外，发行量最多时达十万份，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在国民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真正成了全中国革命的向导”。

　　1924年，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由上海民智书局出版，是中国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人类社会发展史著作。《社会进化史》参考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结合中国历史与现实，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阐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动因、方向和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等，开拓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史研究。

　　1925年5月30日，上海爆发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蔡和森在中央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提出，必须进一步团结群众，组成规模浩大的反帝队伍，并组织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三罢”斗争，反抗帝国主义暴行。他撰写《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为反抗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市民告全国青年》两篇文章。

　　二是对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性质等问题有着深刻认识，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活动的政策制定者之一。他在《中国劳动运动应取的方针》中提出，“中国现在半封建的武人政治之下”；在《向导》创刊号上写道，“中国在国际地位上早已处于半殖民地位”，对中国社会性质已有正确判断。他以五四运动为分界线，首次将中国民主革命分为“旧阶段”和“新阶段”的革命运动。

　　关于中国革命对象和根本任务，他旗帜鲜明提出“打倒国际帝国主义”的口号，为中共二大政治宣言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作出重要贡献。此外，他对中国革命领导权、统一战线、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等问题，均有着深刻见解。蔡和森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错综复杂的革命形势中，科学制定符合实际的革命策略，推动了中国革命发展，也为中共党史研究积累了经验和方法。

　　为中共党史研究奠基

　　1925年10月下旬，蔡和森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届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会后，他受共产国际东方部邀请，为莫斯科东方大学旅莫支部作《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的报告。这部著作的开创性贡献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首次以“中国共产党史”为名，初步探讨了中共党史研究的领域、任务、议题等基本问题，开创了以党的重要会议为主线的党史研究传统。在研究领域方面，《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将党产生的背景、先进分子的思想转变过程、重要会议的精神、党员的精神状况以及国共关系等都纳入其中。在研究任务方面，蔡和森提出，要总结中国共产党产生的根本原因和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要明确党员干部应该担当的使命和责任，即团结组织“各种各派”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群众，以使中国革命运动进行到底，并领导无产阶级得到解放；澄清是非、占领舆论阵地，粉碎军阀和帝国主义造谣污蔑的言论。中共党史研究的核心议题，主要包括党诞生的原因、重要会议、组织建设以及党的革命路线、方针、政策等。

　　第二，将唯物史观引入中共党史研究，探讨中国社会的经济和阶级变化，科学解答了一系列有关中国革命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蔡和森指出，“一个政党的发生，必有其阶级的、政治的、经济的背景”，随着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不断壮大，“已由不觉悟到有觉悟，由不行动到了有行动”，于是便出现维护工人自身利益的“自然的罢工运动”。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已走到反帝国主义的政治争斗的路上来了”，必然需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主观条件”，使探求救国方法的先进分子开始倾向马克思主义。因此，中国共产党“就是十月革命与中国工人阶级发展的一个产物”。中国共产党应当取代“老了，快要死了”的国民党，“团结组织各种各派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群众，以使中国革命运动进行到底，并领导无产阶级得到解放”。

　　第三，用历史分析、阶级分析和实事求是的方法研究中共党史，客观分析中国近代社会生产力、无产阶级的产生与发展、党领导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等。蔡和森指出，研究历史要从产生历史过程和历史现象的根本原因出发，将其放到特定历史条件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将其看成一个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复杂统一过程。只有了解中国共产党发展史，才能更深刻认识党员的责任与使命。他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分析中国共产党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历史规律；以实事求是的方法，一分为二地评价党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他还把历史与社会实际情况相结合，科学总结中国共产党的成绩与不足，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早倡导者之一。

　　1927年春，蔡和森当选为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后兼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八七会议后，蔡和森到北方局担任委员、宣传部部长。9月22日，蔡和森在顺直省委改组会上作了《党的机会主义史》的长篇报告，后经整理、修订，发表在《顺直通讯》第2期。《党的机会主义史》全文约5万字，研究了党内机会主义形成过程、发展阶段和具体表现，使党员深刻认识机会主义错误的根源和危害，跟上八七会议以来党在思想理论及路线方针政策上的发展步伐。

　　1928年6月，蔡和森到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同年底，他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被派驻莫斯科。1929年，他先后在莫斯科中国科学院和莫斯科步兵学校中国俱乐部作报告，将其整理修订成2万字左右的《论陈独秀主义》长篇论文，发表在1931年9月出版的《布尔塞维克》第4卷第5期。该文是《党的机会主义史》的续篇，一方面肯定了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建党、五卅运动中的历史功绩，另一方面批判了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错误，并对其产生、发展、影响以及根源、性质进行了全面深入分析。1931年初，蔡和森回国后担任两广省委书记，6月在香港被捕，被港英当局移送到广州，8月在广州英勇就义。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其创立、丰富和发展都源自实践，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中共党史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带有鲜明的实践性。蔡和森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及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融入中共党史研究中，为中共党史学科打下坚实的实践性基础。

　　（作者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