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伴随着“科学的春天”的到来，我们也迎来了历史科学的春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85年3月2—5日，“史学史座谈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名为“座谈会”，却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学术会议。正如与会代表所言，这是我国史学史工作者的一次空前盛会，在中国的史学史发展历程上是第一次，就其对推动史学史学科建设的贡献而言，无论给予多高的评价都不为过。笔者是此次会议的代表之一，亲历座谈会全过程。下面就请诸君跟随拙笔，追忆一下这次不凡的史学史座谈会。

　　一次非常重要的学术会议

　　3月初的京城，春寒料峭，乍暖还寒，不时还有风沙袭来。然而，步入史学史座谈会会场，与会者脸上都洋溢着春天的气息、青春的况味。京华春来早。步出会场，墙沿玉兰花的幽香扑面而来，向我们报告着春天的来临。

　　座谈会发起人是白寿彝先生（1909—2000）。白先生1949年以前就讲授中国史学史，新时期主编6卷本《中国史学史》、12卷本《中国通史》，培养出瞿林东、吴怀祺、陈其泰等杰出传人，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1985年，白先生已76岁了，但仍为史学研究忘我地工作着。作为座谈会的发起者，他在会议开始及结束时都作了发言，具有很强的感召力，影响深远。

　　借着这次会议，我与这位史学大师有了一次近距离的接触机会，尤为难得。记得瞿林东兄向白先生介绍我说：“他就是耿淡如先生的嫡传弟子。”停了一下，林东又接着说：“就是给我们《史学史研究》提出批评的张广智。”此事原委是：我曾写信说《史学史研究》不能只刊登中国史学史方面的文章，也应当有外国（西方）史学史的一席之地。先生获知，从善如流，并付诸行动。说实在的，此次会后，我再也没有机会一见先生。这次见面，是我与白先生学术情缘的一次庄重建立，是我对先生的致敬良机，人生有此一次足矣！

　　出席这次座谈会的代表有40余人，中外史学史研究者兼有，老中青三代汇聚，这真是一次难得的会议啊！兹据凌晨的《史学史座谈会纪事》（《史学史研究》1985年第2期），照录名单如下：

　　白寿彝、仓修良、陈光崇、陈其泰、陈千钧、崔文印、邓瑞、傅玉璋、高国抗、郭圣铭、黄宝权、赖长扬、李秋媛、李润苍、李雅书、刘仁镜、刘雪英、聂乐和、瞿林东、沈仁安、盛邦和、施丁、史苏苑、宋元强、孙秉莹、谭英华、陶懋炳、王培华、王萍、吴怀祺、向燕南、肖黎、谢保成、徐龙飞、许凌云、杨燕起、俞旦初、曾庆鉴、曾贻芬、詹伟、张大可、张广智、张孟伦、张越、张芝联、赵吕甫、周征松、朱仲玉、庄昭、邹贤俊。

　　原来准备参加座谈会，后因另有他事而未能到会的有六位同志，他们是：吴泽、杨翼骧、朱杰勤、袁英光、马开梁、王先恒。

　　正如白先生总结会议时所言，这个史学史座谈会“开得很丰满”。据我亲历，此会确实“很丰满”，会议4天，安排得满满当当。会议不设主席团，由与会同志轮流主持。对于大会发言，白先生说“篇篇精彩”；分组发言，讨论也极为热烈。此外，《史学史研究》编辑部的同志还乘机访问了陈千钧、张孟伦、陈光崇和史苏苑，访问了参加教育部部编教材西方史学史编纂工作的张芝联（主编）、谭英华（副主编）、郭圣铭、孙秉莹、李雅书、张广智，就史学史研究作了广泛交流。

　　1985年史学史座谈会最后一次全体会议，由郭圣铭先生主持，他说道：“座谈会成功地结束了，但新工作才刚刚开始。我们的工作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古稀之年的郭先生，以闪烁光芒的“青春话语”，为座谈会画上了圆满句号。全体参会者合力为中国的史学史进程写下了难忘一页。

　　那年代的先生们

　　在20世纪80年代那激情澎湃的岁月里，史学界有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老一辈历史学家，虽已步入花甲之年，却个个焕发出年轻人的青春活力，争分夺秒，力图把十年荒废的岁月夺回来，为中国的历史科学事业再作贡献。参加这次史学史座谈会的前辈多已年迈，比如来自华南师范大学的陈千钧先生（1904—1997）和兰州大学的张孟伦先生（1905—1988），均已逾杖朝之年，但他们在会上发言时精气神十足。陈先生以《中国古代史学家的优良传统》为题，纵论中国古代史学，呼吁我们要“总结我国的史学遗产，继承和发扬古代史学家的优良传统”；张先生以《培养史学史研究生的几点做法》为题，百般挂牵的是史学史研究生培养这一确保后继有人的大问题。

　　下面摄取比上述两位先生年轻、专治西方史学史的几位先生，落墨于会上又闪回会外的一些“风景”。我与他们结识有先后，但他们都是我学术道路上的良师益友，先生们的学养与人品是我一辈子学习的榜样。

　　郭圣铭先生（1915—2006）与我同是上海人，共饮浦江水，“文革”后期就见过了。他在会上以《历史教育的重大意义》为题，宏论“史”的作用。他说既然立足世界，就要了解世界，就要从历史入手；我们应当重视历史教育，将其当作国民教育的一个重要部分。这让我想起80年代初在华东师范大学丽娃河畔的一间大教室里，他为学生授课，满怀深情地阐释史学史的重要性：“史学史的研究，是一种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工作。”我坐在后排，入神地听先生上课。他之所讲，就是后来于1983年出版的《西方史学史概要》的内容。这本书是国内西方史学史的开山之作，在百余年中国西方史学史研究中，是一个零的突破，而今成了我教研西方史学史的必读书。

　　孙秉莹先生（1917—1995）在会上以《进一步开展西方史学史的研究》为题，在中外史学的背景下谈论学习史学史的意义，以及学习西方史学史的重要性。我与孙先生在会上初识，但从1984年出版的《欧洲近代史学史》一书中早已知晓他的大名。此次拜见叙谈时，他知晓我是耿淡如先生的弟子，马上夸道：“名师出高徒啊！”羞得我无地自容。记得1985年秋日，吴于廑先生发起召开了一次西方史学史学术会议，我与孙先生（此时他还在湖南师范大学工作，后去了郑州大学）相约同行。出发前一日中午，先生设家宴款待，热情交流，记得先生说及1946年他在美国华盛顿大学读研时的趣事，而餐上的酒事我也至今记忆犹新。先生给我倒酒，我说不会，先生道：“这不是白酒，你喝一口就迷上了。”师命难违，于是我就喝了一小口，酒味醇香且带有一丝甜味，连赞：“好酒，好酒啊！”先生高兴极了。就这样，我陪着先生喝酒聊天，先生一杯又一杯，我是每次抿一下，小瓶包装的酒，大约喝了几瓶，至今我还不知道是什么品牌的酒。饭毕，稍作休憩，年近七旬的孙先生兴致勃勃地陪我游岳麓山，在爱晚亭，他放言咏诗，可惜当时没记下，现在再也回忆不起来了，是为憾事。

　　谭英华先生（1917—1996）。追溯源头，谭先生与我确有缘分。吾师耿淡如先生（1898—1975）应商务印书馆之约，在“文革”前译就英国历史学家古奇的名著《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当时我是耿师的研究生，曾为该书作过校对。“文革”后，商务印书馆又请谭先生校核该书，他作了详细的注释。1989年，商务印书馆将这本书作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之一出版。这本被学界称为“双璧”的“耿译谭注本”，不啻是前辈学人间学术情谊的印证，也牵引着晚辈与谭先生的缘分。怪不得1984年我与谭先生在成都初识时，便一见如故，他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说：“这下可好了，耿淡如先生未竟的事业后继有人了！”此次见面后，谭先生便成为我的老朋友了。

　　张芝联先生（1918—2008）。这次会议前两年，我去北京图书馆等处搜集材料，特去北大朗润园拜见了张先生，回沪后就收到了他寄来的卡莱尔《英雄与英雄崇拜》英文原版书，自此与先生保持联系。会上，他以《西方的史学史研究情况》为题，通过对中外史学比较与对照，介绍了晚近以来国外（主要为西方）史学的最新动态，让大家大开眼界。先生通晓英语与法语，新时期以来，他不辞辛劳，穿梭于东西，往返于中外，充当中外史学文化交流的使者，不知老之将至。先生的《从高卢到戴高乐》《从〈通鉴〉到人权研究》等名著，于法国史和西方史学史研究都作出了重大贡献。

　　李雅书先生（1921—2007）。李先生在会上以《从当代西方史学史的变化看史学史的研究》为题论史学史，她认为，史学史“应该是一个史学发展的历史，而不应该是罗列史家和史著的材料。我们要充分发挥史学史的作用，引起人们对这门学科的热情和尊重”。说得多好！先生发言之意韵，记得在1984年8月教育部于成都召开的西方史学史教材编写会议上就说到了，再度聆听，印象更加深刻。由此说开去，在成都会议上，给我留下更深印象的是先生与张芝联先生在会议间歇时打网球，那一招一式，好不潇洒，尤其是李先生的大力扣球，张先生招架不住了，连声说：“好厉害！好厉害！”我们围观，拍手叫好，两位先生更是来劲了，仿佛已回到了他们的青葱岁月……

　　“世界史学史”：前辈留下的心愿

　　回顾中国的西方史学史之发展历程，耿淡如师1961年在《什么是史学史？》一文中，首次提出“世界史学通史”概念，在那个年代犹如空谷足音，但并没有激起多大反响。新时期以来，我个人直接听到过两位史学前辈说起“世界史学史”，一是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周谷城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讲演上说到了“世界史学史”；另一就是在这次会议上，白寿彝先生谈到了“世界史学史”。在开幕式致辞时，白先生满怀信心地说：“我们的史学史研究要开拓视野，从目前主要是对汉民族的中国史学史研究，逐步发展到对中国全民族的史学史研究，再进一步，把对中国全民族的史学史研究发展到全世界的史学史研究。”白先生设想的目标既宏大又具体，他进而明确指出：“在十年之内、二十年之内或多少年内，中国史学家能否写出一部包含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世界史学史？我想我们至少应该有雄心大志，将此定为前进的目标。”这是前辈留下的一份心愿。

　　白寿彝先生这一豪情满怀的讲话，鼓舞着参会的全体人员，尤其是参编教育部部编教材西方史学史的六位同志。我个人回忆，这次史学史座谈会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是，外国史学史主要是西方史学史得到高度重视。白先生的鸿鹄之志，以及几位专治西方史学史前辈的鼓与呼，给新时期正在勃发的西方史学史学科加油打气，影响力迄今仍存。当时我作为治西方史学史的年轻学人，得到了前辈们的呵护与关爱，这是我迄今仍铭记于心的。记得会前，我去探望谭英华先生，谭先生闻知我提交的文章是《西方史学史研究在中国》，他毫不犹豫地放弃与我相似的内容而另谋论旨，竭力鼓励我以此为题在全体会议上发言。拙文把百年来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分成四个阶段，一一道来。我的发言取得了成功，提交的文章全文刊登在《史学史研究》1985 年第2期“史学史座谈会专辑”上。

　　谭先生则以《关于促进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几点意见》为题，另辟蹊径，提出三点高见：一是“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学习和运用，正确处理对待西方史学遗产的问题”；二是“研究西方史学史要体现中国特色，应当重视中国思想文化对西方史学的影响和西方史学对近现代中国史学的影响，还要留意西方重要史学著作中有关中国的论述”；三是“对清末及‘五四’以后传入中国的西方重要史学流派、史学观点和方法的再认识与重新评价的问题”。他最后指出：“面对即将到来的新时代的挑战，我们应当加强马克思主义历史方法论的学习与运用，正确对待西方史学传统；从我国实际出发，吸收外来史学观点和方法的合理成分；不断更新我们的历史认识、研究方法和手段，为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西方史学史研究开辟道路。”谭先生之言犹在耳边，他对西方史学史研究之深入肯綮和预见性，令人叹服。

　　我们的前辈已把“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西方史学史研究”之接力棒传递给了下一代，编写一部世界史学史的任务落到了后辈身上，任重而道远，这赋予我们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们要继承与发扬1985年史学史座谈会上前辈历史学家所闪耀与标示的学术精神与崇高品格——不断开拓创新、为史学研究而拼搏献身。我作为中国西方史学史研究队伍的一员，从那以来砥砺奋进，从主著《西方史学史》到主编《西方史学通史》《近代以来中外史学交流史》等，已为先贤交给我们的任务做了一点微薄工作。让我们为实现从“史学大国”到“史学强国”的目标继续前行，至少在多年后，拿出一部中国学人写的《世界史学史》，为前辈的嘱托交出一份满意答卷，实现他们的心愿，进而为中国历史科学的发展作出更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