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读史方舆纪要》（以下简称《纪要》）是明末清初著名历史军事地理学家顾祖禹撰写的一部巨著，素为学界称道。时人魏禧称其为“数千百年所绝无而仅有之书”，彭士望声称“使数千百年下之人不能不读”；今人谭其骧称赞其为“中国古往今来最重要的一部历史军事地理著作”。20世纪20年代以来，学者们对《纪要》的性质体例、内容特点、版本流传、文本校勘、军事地理价值、历史地名以及顾祖禹生平事迹及思想主张等展开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作为《纪要》重要组成部分的“川渎异同”篇，长期以来未受到足够的关注与研究。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三个方面。

　　第一，未充分认识到“川渎异同”在《纪要》中的地位和价值。《纪要》由“历代州域形势”9卷、“两直隶十三司”114卷、“川渎异同”6卷和“分野”1卷，合计4个部分130卷组成。全书脉络清晰，浑然一体，各部分之间轻重缓急次序井然，内在逻辑关系紧密，先后次第不宜颠倒，其深意也正是蕴含于其间。《纪要》“凡例”云：“是书首以列代州域形势，先考镜也；次之以北直、南直，尊王畿也；次以山东、山西，为京室之夹辅也；次以河南、陕西，重形胜也；次之以四川、湖广，急上游也；次以江西、浙江，东南财赋所聚也；次以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自北而南，声教所为远暨也；又次以川渎异同，昭九州之脉络也；终之以分野，庶几俯察仰观之义与。”所谓“先考镜”“尊王畿”“京室之夹辅”“重形胜”“急上游”“财赋所聚”“声教所为远暨”“昭九州之脉络”“俯察仰观”，是对各组成部分地位和作用的扼要揭示。“川渎异同”梳理大江大河之流变，昭示天下九州之脉络，对于明了郡邑沿革变迁、掌握州域形势、通晓天地变通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言郡邑而不详其山川，言山川而不考其同异，未可云辨于方舆者也”。可见，“川渎异同”不仅是方舆类著作之所需，同时也是顾祖禹精心创制的篇章，但以往学者们并未充分意识到这一点。

　　第二，未能深入理解和把握顾祖禹撰述“川渎异同”的思想动机。以往学者大多视“川渎异同”为普通的记述河渠水道之作，并未挖掘其蕴含的深层意义。其实“川渎异同”的撰述与顾祖禹撰写《纪要》之经世致用、“三年蓄艾之微意”的思想动机是一致的。“河渠沟洫，足备式遏”，“凡有志于用世者，河渠、边防、食货、兵制，皆其所有事也”。顾祖禹批评既有的河防水利之书“多浮杂相仍，鲜裨实用”，他撰述“川渎异同”治世可“经邦国”，乱世则可“佐折冲”，具有经济和军事的双重意义。

　　第三，未充分认识到“川渎异同”自身的重要学术价值。“川渎异同”为河渠之属，但顾祖禹对川渎的撰述，并未局限于传统沿革地理的范畴，而是着力探索大江大河的河道变迁趋势及其规律，具有启迪思想、开拓视野的积极作用；注重天地人关系的探索，对研究人地关系问题具有启发意义；辑录水利河工史料，保存地名资料，对深入研究水利史、历史地名学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鉴于以往研究的不足，本文拟就“川渎异同”篇的撰述旨趣和学术价值予以探讨，藉以丰富对《纪要》的认识，深化对顾祖禹思想的研究。

　　二、“有志于用世”：“川渎异同”的撰述旨趣

　　顾祖禹生活于明末清初朝代鼎革的特殊时代，作为明朝遗民，他是满怀着亡国之痛的心情来撰写《纪要》的，《纪要》始终贯穿着经世致用的思想。“川渎异同”作为《纪要》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创设亦有特别的用意，体现出顾祖禹承继学术传统、心中有天下全势以及关心国计民生的撰述旨趣。

　　（一）承继“志河渠”的学术传统

　　方舆、史志记述“河渠”是古代史学的优良学术传统。中国古代最早系统记述山川水道的著作当推《尚书》中的《禹贡》篇。《禹贡》先叙述九州，九州范围均以名山大川为疆界，接着是导山导水，分条叙述山川源委，这种记述山水的方式，“一经一纬，灿若列眉”，成为后世效法的典范。南宋郑樵说：“《禹贡》为万世不易之书。”可见影响深远。《周礼》“职方氏”、《尔雅·释地》记述九州，大体也以山川为分界，兼载山薮川浸。《尔雅》还专设《释山》《释水》两篇，涉及部分山川。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在释字时，也涉及到一些河流，并对某些河流的源头、流经、尾闾等作出简要概述。三国末年桑钦作《水经》，这是中国最早的一部专门记载水道的地理学著作。北魏郦道元撰《水经注》，增补河流，详述源委，掇拾遗闻，稽考古迹。唐太宗时参照山川地理形势将天下划分为十道，《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条下分载十道州郡、山川、物产、贡赋。郑樵《通志》设立《地里略》，声称“准《禹贡》之书而理川源，本开元《十道图》以续今古”。宋代以来至于清初，关于河防、水利的图书，作者前后相继，顾祖禹亲见并阅读的河防、海防、江防、水利、泉河、筹海类著作就不下十余种。

　　除以上诸类著作外，正史当中也有记载河渠水利的专篇。《史记》首创《河渠书》，成为正史“志河渠”的嚆矢。班固撰《汉书》，秉承“多闻而志之，知之次也”的遗训而作《沟洫志》。此后《宋史》《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稿》等正史均有《河渠志》，正史合计7部有《河渠志》，可见志河渠“成为我国正史编纂的一种传统”。《元史》之前的5部《河渠志》，顾祖禹在《纪要》中多所征引。此外，正史中的《地理志》或《郡国志》也涉及到河渠水利。

　　可见自《禹贡》而下，历代不乏记载河渠水利的方舆、史志著述，可谓绵延不绝，成为传统。顾祖禹素来留意于历代方舆著作，曾辑有《方舆书目》2卷，收录方舆著作千余家。他有感于大明《一统志》“于山川条列，又复割裂失伦，源流不备”的缺憾，通过对历代河渠水利著述精心研究，评骘其利弊得失，考辨其优劣异同，取长补短，为己所用。

　　顾祖禹认为，水道流移变迁，最难辨析清楚，历代记载，各有短长。《禹贡》条贯山川源委，眉目清晰，但“《职方》诸书，未有继之者”。《史记》虽然明于山川条列，但相关记载分散于诸篇，比较简略；即使是《河渠书》，也仅是叙述大概，不够详核。班固的《沟洫志》，更是直接承袭《河渠书》，无所创意。郦道元《水经注》记载水道源流甚为详实，但过于铺陈，内容庞杂，“因端起类，牵连附合，百曲千回，文采有余，本旨转晦”。《唐六典》叙述十道山川，以《职方》为蓝本，未能综论川渎的源流。郑樵《通志·地里略》虽然以水道为主线，自称是要效法《禹贡》来梳理川渎源流，但事实上是言过其实，未能做到。至于明代的河防水利之书，虽然数量众多，但在顾祖禹看来，只有潘季驯《河防一览》和张国维《吴中水利全书》质量较高，颇可采获。

　　顾祖禹以为，记述山川至关重要，而记述山川源流的方式当以《禹贡》为蓝本，否则难以识其指归；《水经注》记载河流从原竟委，颇为详实，可以作为叙述轨范。“川渎异同”就是“略仿《水经》之文，仰追《禹贡》之义”创制而成的水道专篇，藉此而“识古今之因革，究天地之变通”。可见，“川渎异同”的撰述有着深远的学术渊源，是顾祖禹对前代“志河渠”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弘扬。

　　（二）把握天下全势的战略思维

　　顾祖禹博览群书，学术视野开阔。他虽然游历不广，但“心周行大地九万里之内外，别白真伪，如视掌中，手画口宣，立为判决”，对历代州域形势、全国山川源委、建置沿革、重镇险隘、道里远近、名号变更等了如指掌，可谓心中有天下之大势。顾祖禹对川渎的认识，不是仅停留在自然地理的层面，而是将其与政治、军事形势联系起来，从天下大势的战略视野进行审视。

　　首先，顾祖禹对天然的山水关系作出新的阐释。山、水是宇宙间最普通的自然地理事物，古人对其多所记载评述。郑樵说：“州县之设，有时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顾祖禹采信郑樵的州县变更之说，但对其“山川之形，千古不易”之论予以扬弃，提出自己的理论阐释。他说：“名山支山，山之大端也，其间有特峙者焉，有并峙者焉，连峙、叠峙者焉。经川支流，水之大端也，其间有汇流者焉，分流者焉，并流、绝流者焉。”山体常常诸峰歧出，起伏变化多端，甚至诡异不可名状，但都属于同一山脉体系；水道往往源异支多，分散离合无穷，其诡异之情形更难以言说清楚，但都会流同归，朝宗于海。所以“山主分而脉本同，水主合而源各异”。

　　顾祖禹指出，山与水是相互依存、相辅而成的。“水源于山者也，山附于水者也”。与人类相似，山川也有自身的“性情”。顾祖禹征引丘濬语云：“山体阳而用阴，用阴故静而能深，天下之幽奇险奥，莫过于山也。水体阴而用阳，用阳故动而多变，天下之纵横恣肆，莫甚于水也。”用古代“阴阳”的概念和理论来阐释山水的性情，得出山主静而能深、水主动而多变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了山川变迁的特征。他进而指出，“虽然动静殊形，融结异理”，但“体于不变者山也，归于必变者川也”，认识山川，须辨明山川之异同。“川渎异同”不载山脉而只述川流，是因为山脉的变化小而河流的变迁大。

　　其次，顾祖禹对山川形势与全国政治、军事的关系有独到的认识。他说：“天下之形势，视乎山川；山川之包络，关乎都邑。然不考古今，无以见因革之变；不综源委，无以识形势之全……天地位而山川奠，山川奠而州域分，形势出于其间矣。”在顾祖禹看来，天、地的关系确定了，山川的格局也就可以固定下来，山川的格局影响着州域的格局，天下之形势就是出乎天地、山川、州域之间。天下之形势视乎山川，而山川走势又关系到都邑。都邑尤其是首都，是全国政治、军事中心之所在，直接影响着全国之大势。“川渎异同”载述河川之源委，昭示九州之脉络，旨在“识形势之全”。进而言之，“识形势之全”的目的在于致用，在于为政治决策、军事措置提供谋略，此即吴兴祚所说的“明形势以示控制之机宜”，如此则“天下可运于掌”。

　　“川渎异同”载述长江、黄河、淮河、汉水等大江大河，对于这些江河的政治、军事价值和战略意义，顾祖禹有深刻的认识，作出许多精彩的评论。“长江浩荡，敌之巨防也。”“南北相争，淮流常为矜要。”“河南境内之川，莫大于河；而境内之险，亦莫重于河；境内之患，亦莫甚于河……自三代以后，未有百年无事者也。”在顾祖禹看来，山川州域决定天下之基本大势，而城邑、薮浸及关梁、险隘为体国经野之具，范卫州域之资。城邑、薮浸、关梁、险隘又与山川有着这样那样的关系，在“川渎异同”中，顾祖禹通常用精练确当的语言揭示江河两岸重镇、隘口的军事价值。需要指出的是，顾祖禹虽然强调山川地理形势对政治、军事的作用，但他更看重人事，并认为人事才具有决定性意义。

　　再次，顾祖禹特别强调“形势”的意义和作用。“势”是古代一个重要的概念，《纪要》屡屡言及“形势”。顾祖禹所说的“形势”，内涵较为宽泛，既有客观的形势，也有主观的谋势，既有常势，更强调变势，大体包括地理之形势、事物之常势、天下形势、历史趋势、政治局势、心中谋势。这些“形势”，不是具体的，而是抽象的，不是局限于局部，更强调的是全局。在一定意义上说，这是对事物运行发展趋势与规律的探索和总结。顾祖禹说：“禹之为是书也，以史为主，以志证之。形势为主，以理通之。”“形势”的把握和利用，往往成为决策的先导，行动的指南。“川渎异同”的撰述，一方面是梳理江、淮、河、汉、漕河等大江大河流移变迁的大势，另一方面则重在揭示这些江河川渎与“形势”的关系，这也成为顾祖禹探究天下大势的重要支点。

　　（三）关心国计民生的忧患意识

　　顾祖禹有感于当时史学之蓁芜、经生之固陋，秉承父亲遗训，“集百代之成言，考诸家之绪论”而撰述《纪要》，意在述往事、思来者，为有志于用事者所借镜。张之洞曾说，《纪要》“专为兵事而作，意不在地理考证”。其实，《纪要》的内容十分丰富，其价值也不仅是局限于军事地理方面。顾祖禹自己就说：“方舆所该，郡邑、河渠、食货、屯田、马政、盐铁、职贡、分野之属是也。”这些内容在《纪要》中都有所体现，只是份量不同而已。吴兴祚给《纪要》作序时说：“凡有志于用世者，河渠、边防、食货、兵制，皆其所有事也。”《纪要》原本就是经世致用之作，对于那些无关军国大事和国计民生的内容都不予载录，“山川设险，所以守国，游观诗赋，何与人事，则汰去之”。河渠水利直接关系国计民生，“川渎异同”以6卷篇幅载述河川变迁及水患利害，比较集中地反映了顾祖禹关心国计民生的经世思想，充溢着忧国忧民的情怀。

　　对黄河的记述，开宗明义地写道：“夫自禹治河之后，千百余年，中国不被河患。河之患萌于周季而浸淫于汉，横溃于宋，自宋以来淮、济南北数千里间，岌岌乎皆有其鱼之惧也。神禹不生，河患未已，国计民生，靡所止定矣。次大河源流，而参互以古今之变为此纪也，其有忧患乎？”顾祖禹精练地概括了二千余年的“河患史”，并表明自己记述黄河变迁的动机就在于对现实社会的关注，出于对国计民生靡所止定的忧患。顾祖禹指出，“御河如御敌，庙堂无百年之算，闾阎有旦夕之忧”，治国者必须从国家战略高度来对待河患治理，否则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无法得到保障，国家的经济基础也会受到影响。顾祖禹不惜笔墨，利用2卷的篇幅重点记述了黄河的源流变迁、泛溢决徙及治河方略。尤其是对历代治河方略详加辑录，并附以己见，以资为决策者提供借鉴，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舍我其谁的责任担当精神。

　　对于漕河与海运的记述，也体现着顾祖禹对国计民生的关切。中国古代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长期分离，漕运成为中国大政。关于漕河，顾祖禹指出：“《禹贡》九州贡道皆会于河，河即漕也。下逮秦、汉、唐、宋，河、渭、淮、汴皆漕也。隋开通济、永济诸渠以纵其侈心，不专以漕。元又浚通惠、会通之河以便公私漕贩，时东南之粟，皆由海道，漕河之利未备也。至明因其旧制，而益为疏浚，岁漕数百万皆取道于此，盖浮江涉淮，溯河逾济，而北达于漳、卫，输之太仓，天下大命实系于此矣。”尽管历代漕运的情况有所差异，但漕河关乎国家经济命脉，其作用是一以贯之的。关于海运，顾祖禹指出：“海道南自琼、崖，北达辽、碣，回环二万余里。鱼盐之饶，下被于民，輓输之利，上济于国，而挞伐之方，戍守之备，所系亦綦重矣。”海运虽然道路漫长，但沿海丰富的鱼盐资源可供百姓利用，转输粮饷可以满足军国之需。漕河运输与海运，各有利弊，河运与海运之争亦不绝如缕。顾祖禹通过对历史上漕河与海运的比较研究，认为粮饷运输应该河运、海运兼筹，不可偏废。在明清河运为主导的背景下，顾祖禹仍主张河运、海运兼用，无疑具有远见卓识。

　　综上可见，“川渎异同”是顾祖禹从关心国计民生安危的高度来撰述的，体现出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和忧国忧民的学者情怀。

　　三、“取材富，考核精”：“川渎异同”的学术价值

　　“川渎异同”集中记载了黄河、淮河、汉水、长江、盘江以及漕河、海运，顾祖禹广泛网罗资料，秉承实事求是的精神，“正其讹，核其实，芟其蔓，振其纲”，剃取抉择，探赜索隐，着力勾勒水道流迁大势，总结河道特征，探寻变化规律，取得显著成绩，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一）揭示河道变迁规律

　　顾祖禹载述江河变迁，不囿于成说，具有宏观的全局视野和创新精神。他推崇《禹贡》，认为“欲知今日之川渎，盍先观《禹贡》之山川”，所以首先记述“禹贡山川”。其实“禹贡山川”是“川渎异同”的总纲，顾祖禹是借《禹贡》旧文来载述“今时之川渎”，将较大的河流作了总体概述。在顾祖禹看来，天下之水在北方莫大于黄河，在南方莫大于长江，“南江北河，实所以统纪群川”，这是把全国河流区分为南、北两个系统了。淮河、汉水长度不及长江、黄河的一半，是区域性大河。古代以江、河、淮、济为“四渎”，但“川渎异同”记载江、河、淮、汉四水而不记载济水，其原因何在呢？顾祖禹认为济水只能与淮、汉比肩，不能与江、河并驾，“以渎言则曰济，以水之大者言则曰汉”。按照古人的解释，渎是指独流入海的河，从渎的概念讲，济水属于渎，汉水是长江的支流，故不被称为渎；但从水势大小的视角看，汉水水势大，属于大川。顾祖禹将过去“四渎”的概念转化为“四大川”，记汉水而不记济水，实际上是用汉水取代了济水。虽然这是出于记载标准不同的原因，但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打破传统观念的创新意义。

　　顾祖禹在考察每条河流的源流变迁时，心中是有“全河”的，对河流的总体形势了然于心，具有高屋建瓴、鸟瞰全河之势。如述黄河变迁，顾祖禹指出黄河变迁频仍，纷纷如如，但其变迁大势并非无迹可寻。大体而言，孟津以上河道与《禹贡》所记相同，无显著变化，黄河最终朝宗于海，这是黄河多变中的不变。黄河的变迁主要是从孟津以下河段开始的。孟津以下黄河分为北道和南道入海，北道入海又可分为二途，南道入海也可分为二途。其实总括起来看，孟津以下荥阳以东黄河入海可分三路，即北路、东路和南路，“大抵决而北则淹漳、卫，决而东则浸青、济，决而南则凌淮、泗”。黄河改道变迁的北界是太行山以东以南的漳河、卫河，南界是淮河。漳河、卫河与淮河之间的广大地域则为黄河纵横泛滥之区。经过顾祖禹这样的揭示，黄河变迁大势基本清晰地呈现出来了。不仅如此，顾祖禹所说的“澶、滑其必出之途”“曹、单其必经之地”“必由阳武之北”“必由阳武之南”，则具有揭示黄河变迁规律的意义了。

　　对于黄河自孟津而下开始发生巨大变迁的原因，顾祖禹从水文特征、河道特性、自然地理形势、河道流经地土质特点等方面作出了揭示，已经初步具有现代地理科学的思维意识，其价值是不容忽视的。而且，顾祖禹探索河患的原因，不是仅就局限于泛滥迁徙的某一具体河段，而是将其置于全河之中考察。孟津介于黄河中下游之交，孟津以下进入黄河下游，顾祖禹探索孟津以下的河患，考虑到黄河上游和中游的来水量，也就是说，解决黄河下游的河患问题而从上游、中游去寻找答案，这无疑是一种新思路，对于后世探索黄河下游改道变迁的原因极具启发意义。就孟津而下的河患，顾祖禹仍是将其区分为“上流”和“下流”，指出在不同流段决口泛滥所造成的危害和影响是不同的。顾祖禹对黄河变迁泛滥原因的阐释，显示出了他的眼界卓识，对于今天探索黄河变迁具有开拓视野、启迪思想的重要意义。

　　顾祖禹探索江河变迁，着力揭示变迁大势，概括不同河段的特点，并试图探寻其背后的原因，他的这些研究工作和所得出的结论，对于研究江河变迁史不无裨益，颇具启迪意义。

　　（二）探索人地关系问题

　　天人关系是一个宏大的概念，其内涵丰富，泛而言之，大体是指天、地、人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一种系统性的思维体系。顾祖禹对天人关系作出自己的阐释，并注重从天地人的视角出发审视有关问题。《纪要》云：“五行之质位于地，五行之气丽属天。九州十二国位于地者也，二十八宿十二辰丽于天者也，气与质之不相离也，犹影响也。”顾祖禹用“五行”“质”“气”“九州十二国”“二十八宿十二辰”等概念和事象来解释天、地关系，认为天、地犹如人的影子和声音离不开人的身体一样，是不可分离的统一体。天地只是位置与属性有所差异而已。这实际上是天地关系的一种系统论和宇宙观。天、地特性不尽一致，天主动，地主静，顾祖禹指出：“天至动，而言天者不可不守其常；地至静，而言地者不可不通其变。”认识和把握天地须将动静常变统一起来，从变动中把握恒常，从静止中通晓变化。这种对天地动静常变关系的认识，具有辩证法的思维特征。顾祖禹特别强调“知天之学”，所谓“知天之学”，在他看来，主要是“因源溯流，由微察著，所贵通于感召之几，明于天人之际”。所以探明天人关系是“知天之学”的核心所在，同时也是顾祖禹思考审视古今历史变迁、政治兴衰成败、军事攻守得失、事物发展变化的基本出发点。

　　顾祖禹的天人关系理论，包含着天地人之间的关系。既然天地不可分离，在本质上是统一体，而人活动于天地之间，因而天地人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人地关系上，即人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顾祖禹指出，古今河流的淤塞升沉迁改变化很大，“其间盖有天事焉，有人事焉”，他撰写“川渎异同”目的就是“识古今之因革，究天地之变通”。“川渎异同”是顾祖禹人地关系（即人与河流关系）思想的重要体现，兹择取数端论述，据以略窥一斑。

　　首先，正确认识和利用河流的本性及流经区域的地理条件状况是成功治河的前提和关键。地理条件是河流运行的自然基础，在顾祖禹看来，大禹治河能够成功，主要是因为掌握了黄河流经区域的地形地貌地势等自然地理状况，了解河流趋下的本性，从而因势利导，“顺其性之所便，从其地之所近”，使黄河“得其所归”。

　　其次，河流的不同河段、不同水文条件、不同时节、不同地势等地理因素决定着人类治水应采取不同的治理方法。譬如黄河，顾祖禹说黄河的水文水情复杂，其治理应因时、因地、因事而施策，“上流利用疏，暴涨利用疏”；“归流宜用浚，农隙水涸时宜用浚”；“河流散漫宜用堤，地势卑薄宜用堤”；“故道当因，则新口宜塞; 正流欲利，则旁支宜塞”。这些论述，反映出顾祖禹深刻认识到河流水文条件、地文条件对治河决策的重要影响。

　　再次，人类的水利活动会对地理环境的变化产生巨大影响。运河是中国重要的人工水利工程，是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顾祖禹指出，开凿运河，修堤筑坝，改变了原来的河湖水系，拦截了许多流向大海的河流，使东西向的河流受阻，变为南北走向的运河，从而使原来的地理环境面貌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开凿之迹，莫盛于隋，次则莫盛于元，其间陂陀堙障，易东西之旧道，为南北之新流，几几乎变天地之常矣。”“大河东则会通河废，会通河不废则大河不可得而东矣。”尽管顾祖禹对运河开凿给地理环境造成的影响没有作出更详细全面的论述，但他的这个见解无疑极富远见卓识。

　　（三）阐释地名得名原由

　　《纪要》载录地名广泛，数量庞大，单列条目的地名达3 万多个，是地名研究的宝库。这里仅就“川渎异同”中解释得名原由的地名作一梳理，据以窥探其地名学价值。

　　第一，解释地名由来。“川渎异同”中解释得名原由的地名种类较多，覆盖了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两大类，包含州郡县名、集镇名、水名、山名、河口名等。地名得名的原由，主要包括如下几种情况。

　　一是因山得名。如临松县，因临松山得名。

　　二是因水得名。济阴郡、济阳县均因济水得名，永济县因永济渠得名，沔县因沔水得名。

　　三是因湖泽得名。湖口县以湖口得名，湖口即彭蠡泽入江之口; 荥泽县因荥泽得名。

　　四是因县名而得名。如蒙城集，“以故蒙城而名”。

　　五是因人物埋葬地而得名。如鸿冢，“黄帝臣大鸿葬雍，因名鸿冢”。

　　六是因音近而讹得名。如沇水（即济水）讹作联水、衍水，《山海经》作联水，顾祖禹引郭璞注云：“联、沇声相近，即沇水也。俗或讹为衍水。”

　　七是因通称而得异名。如汉水，北方人称为沔水，顾祖禹引如淳语云：“北人谓汉为沔，汉、沔通称也。”

　　八是因色彩而得名。长江南经眉州城东四里蟆颐山下，称为玻黎江，是因为“江流至此，莹若玻璃，因名玻璃江”。

　　九是因河流交会口而得名。这类地名非常多，如颍口、五河口、三江口等。

　　十是因相对地理方位而得名。如左江因在广西南境，又名南江；右江因在广西北境，又名北江。

　　十一是因流经地而得名。如右江，“一名黔江，以源出贵州界内也；亦曰浔江，以自浔州合于左江也”。

　　十二是因地理环境特征而得名。南方地区多以澨命名，如句澨、漳澨、薳澨、雍澨、汊澨，“澨者，增埤水边土人所止也”。

　　第二，探索地名得名规律。华林甫先生曾说：“在对地名命名、更名原则与规律的总结方面，《方舆纪要》只有继承而无所创新。”其实，顾祖禹通过对地名的寻源释义、解释得名原由，呈现了地名的变化多样和丰富内涵，其中有些地名得名的阐释已具有普遍规律的意义，这在“川渎异同”中就有体现。如带澨的地名，与水环境有关，顾祖禹指出这类地名多分布在南方楚地，“楚中多以澨名者”。河流交会处，往往以“河流+口”方式命名，如均口、泗口等；多河交汇处，以“河流数量+口”方式命名，如五河口、三江口等。古代一水在不同河段有多种称呼的现象十分普遍，顾祖禹对此多所揭示。如长江在不同江段名称多异，“往往随地易名，不可更仆数也”，威州以下就有武阳江、玻黎江、通江、合水、外水、北江、南江、川江、浔阳江、九江等诸多别名。

　　第三，反映地名蕴含的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信息。地名是“探索人类古代历史、文化、语言等社会人文现象和历史地理及其它自然现象发展变化的可靠的证物”。“川渎异同”中解释得名原由的地名，有不少能够反映出历史地理环境的变迁与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大体说来，因水得名的地名能够反映出当时的水文特征和河湖环境。如清河县因南清河得名，南清河即古泗水，南是与北相对的，清则是与含沙量大的浊流黄河相对而言的，直接反映出泗水的水文特点，同时也间接地反映出黄河的水文特点。五河县反映出淮河、浍河、沱河、漴河、潼河五河交会的水环境特征，楚地带有澨的地名反映出当地的地理环境特征，夷陵州则反映出当地的地形地势特点。

　　地名也承载着丰富的语言与社会文化信息。“川渎异同”中记载了闷摩黎山、火敦脑儿、阿剌脑儿、也孙斡论、亦耳麻不剌等番名，以及腾乞里塔等译名，可以作为了解少数民族语言的参考。因音近而将沇水讹为联水、衍水，以及北方人称呼汉水为沔水，具有一定的语言学研究价值。此外，俗称及土人称呼对于了解地方民俗、行为风习以及地理环境等颇有助益。

　　（四）保存水利河工史料

　　《纪要》采集资料广博，从“川渎异同”来看，更是集中地大段或整篇辑录相关水利河工资料，具有较高的利用价值和研究价值，成为重要的水利史专篇。需要说明的是，顾祖禹往往是通过引述其他著作和论说来阐释自己的认识和见解，辑录水利河工史料，加以扼要的评述，从而表明自己的立场和主张。“川渎异同”的水工史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阐释水利河工技术，对研究治河史具有参考价值。水利河工是一门专门的学问，涉及到许多专有的概念术语，了解这些概念术语是深刻理解治河方略及其思想主张的必要基础。“川渎异同”中提及的概念术语主要包括关于河流特性和水利河工两大类。

　　描述河流特性的概念主要有汭、逆河、汇、迤、出、归流、经水、枝水、川水等。汭是指两河之间的区域。逆河以海潮逆入而得名，位于河海相接之处。汇是对水流回合的称呼，两河相会合之处，若迎若却，有折旋回环之势。迤是指水流斜行。出是指河流在山丘间折旋，或隐或见。归流，即俗语所说的落漕。经水是指“出山而流入海者”，枝水是指“引他水入大水及海者”，川水是指“出于地沟流于大水及海者”。

　　有关水利河工的概念术语较多。治河方法有疏、浚、塞三种，“酾河之流，因而导之谓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谓之浚；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谓之塞”。疏浚又分生地、故道、河身、减水河四种情况。

　　堤有缕堤、遥堤、格堤、滚水坝之分，其作用各不相同，缕堤是约束水流，遥堤是宽阔水势，格堤及滚坝是舒缓水怒。修堤方法有创筑、修筑、补筑，种类有剌水堤、截河堤、护岸堤、缕水堤、石船堤。

　　埽有岸埽、水埽、龙尾、拦头、马头等埽，治埽材料有土、石、铁、草、木、杙、絙。“川渎异同”记录的黄河埽工有30余处，从其空间分布的多寡大体可以反映黄河在不同河段决溢泛滥的严重程度。

　　在记述水利河工概念术语的同时，顾祖禹也比较注重揭示河流特点与治河方法之间的相互关系。譬如分合与缓急，黄河多沙，其水性特点是宜合不宜分，宜急不宜缓; 合则水流迅急，水流迅急则冲刷有力，河槽变深，分则水流缓慢，水流缓慢则泥沙停滞，河槽淤积。其他如壅与决、阻与疏、益与杀、堰与导、遥堤与缕堤、上源与下流、正流与旁支之间的关系，也都有所述及。

　　第二，辑录历代治河方略，可视为简明的治河学说史。顾祖禹在叙述完黄河变迁之后，专门辑录了历代著名的治河方略。如汉代贾让提出治河有上中下三策；北魏郑偕提出修筑水门在治河中的重要作用；宋代欧阳修提出故道不可复行；苏辙提出河不并行，即黄河宜合流而不宜分流；任伯雨提出宽立堤防、约拦水势的防河论；元代欧阳玄总结治水方法；明代徐有贞提出治河需知天时、地利、人事，顺应水性，其方法是先疏水势，再治决口，后浚淤积；潘季驯提出要正确处理导、浚、堤之间的关系，筑堤束水，借水攻沙，认为这是以水治水的切要良法。在辑录历代治河方略之后，顾祖禹用较长的篇幅作了综合评论，指出自古以来没有奇策秘计，治河难以毕其功于一役。治河的关键在于“人事修举”，要综合施策，“疏也，浚也，堤也，塞也，无不可用也”，如此，黄河终必可治。

　　这些治河方略，都是因时、因地、因事而提出的主张，有的被付诸实践，有的是理论总结，虽然各有利弊得失，但在古代治河历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前代人的思想主张成为后来者探索治河方略的重要基础，“后世遥堤之法，即两岸宜阔之意矣。缕堤之法，即归流宜深之意矣。滚水石坝及格堤之法，亦即斗门回注之意矣。盖未有舍古法而可以集事者”。所谓的后来者居上，是与对前人思想主张的继承、吸收和创新离不开的。顾祖禹辑录的这些治河方略，包括汉代、北魏、宋代、元代和明代，有助于把握各个时代的主要治河主张，贯通起来看，可以视为简明的治河学说史。

　　第三，载录黄河水文资料，对认识和利用黄河变化规律有所裨益。黄河穿越了气候、地形、地貌各异的诸多地区，这对于黄河的水情水文变化和调节具有一定的作用。历史上黄河下游频繁决溢泛滥改道，变动不居，但黄河的中上游相对比较稳定，黄河在一年四季中的变化大体还是有规律可循的，《宋史·河渠志》就记载了黄河水文变化的规律。黄河随时涨落的情形，用物候来标识，以此反映水势变化。顾祖禹将《宋史·河渠志》中有关黄河水文变化规律的记载原文辑录，意在提醒人们掌握黄河水文变化规律，“与时变通，因端顺应”，从而选择合适的治河方略。

　　四、结语

　　“川渎异同”是顾祖禹精心创作的篇章，是《纪要》全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一方面承继了中国古代史学“志河渠”的优良学术传统，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体现了顾祖禹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顾祖禹对川渎的认识，不是停留在一般意义的自然地理层面，而是将其与政治、军事形势联系起来，从天下大势的战略视野进行审视，突出其“经邦国”的经济意义和“佐折冲”的军事价值。“川渎异同”比较集中地反映了顾祖禹关注现实社会的治学旨趣，关心国计民生的经世思想，以及忧国忧民的学者情怀。“川渎异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其探索大江大河的河道变迁趋势及规律，具有启迪思想、开拓视野的积极作用；从天人关系的哲学视野审视问题，对人地关系作出深入探索，对于研究人地关系问题具有启发意义；阐释地名得名原由，是研究地名的宝贵资料；辑录水利河工史料，可为研究治河学说史提供依据。深入研究“川渎异同”的撰述旨趣及学术价值，对于全面、立体地认识《纪要》和顾祖禹的史学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纪要》是顾祖禹花费毕生精力所撰写的一部巨著，组织架构独出心裁，编排体例具有创造性，富含深意，“其妙尤在经纬互持，纵横并立。历代州域者，代为经而地为纬，立纵以御横者也。京省者，地为经而代为纬，立横以御纵者也。两立交午，万变不离，纵之二十一史，四千余年，横之两京十三司，若囊之括，若米之聚，此其所以为绝作也”。梁启超云：“景范之书，实为极有别裁之军事地理学。而其价值在以历史事实为根据……其书之价值，固一日未可抹煞也。”《纪要》规模宏大，贯穿古今，内容宏博，囊括地理与历史、自然与人文，涵盖军事与经济、思想与学术，涉及内地与边疆、陆地与海洋，在许多方面超越了前人，“至今仍为治历史地理者非读不可之书，也是历史研究工作者必备之典籍”。对于《纪要》的研究，无论从纵向的时间、横向的空间，还是从立体的内容诸方面来考察，均可从多视角、多维度、多层次展开。除了做精做细地理考证、文本校勘、文献版本等研究之外，还亟需转换视角，从学术思想史、史学史、环境史、水利思想史、军事思想史等视角入手进行创新性研究；亟需借助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开展综合研究，不断拓展深化自然地理、边疆地理、经济地理等领域的研究。本文以“川渎异同”篇为个案，从学术史的视角出发，通过微观而具体的探讨，较为深入地提示出其撰述旨趣和学术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以往学者对“川渎异同”研究的不足。这种转换视角，以小见大，由微知著的研究路径，可为系统深入地研究《纪要》提供一定的参考。

　　（作者单位：淮阴师范学院历史文化旅游学院）